喜欢“角色扮演”的作家，当流浪汉和监狱看守只为更好地写作 | 谷雨报道
泰德·科诺瓦（Ted Conover），美国作家、新闻记者、纽约大学亚瑟·卡特新闻研究院教授。
科诺瓦一直致力于参与式新闻报道，代表作品有：《迷踪——与美国流浪汉一起扒火车的故事》（1984）、《土狼——美国非法移民的秘密世界之旅》（1987）、《雪盲——迷失阿斯本》（1991）、《新杰克——纽约州新新监狱看守记》（2000）、《路线——在铺砌的世界中旅行》（2010）。
著作之外，科诺瓦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美国国家地理》《名利场》等。本文节选自《新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一书，由罗伯特·S·博因顿（Robert S. Boynton）采写，刘蒙之编译。
参与式新闻记者泰德·科诺瓦：
这些事情要么发生过，要么就没有
采访/Robert S. Boynton
翻译/刘蒙之
编辑/迦沐梓
第一次问及泰德·科诺瓦曾经是不是一个流浪汉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身为一名成功律师的儿子，科诺瓦曾扒火车来往穿梭数月，为完成他大学的人类学论文而进行调研。他看起来的确像个流浪汉；当他出现在家门口时，他的父母甚至没认出他来。
事实上，他已完全进入那种生活。因此，当另一名流浪汉试图跳进他的车厢（违反了流浪汉的规矩），他几乎毫不犹豫地上前踩住了他的手，把他甩出了飞驰的火车。“我想，我……”他局促不安地回答，对那些把他和深谙流浪汉之道的对话者区别开来的广阔天空——经济、社会、智力等层面非常清楚。
科诺瓦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所探索的就是这片广阔天空。首先是《迷踪》，这是描写他的流浪汉之旅的一部另类经典作品。他后来的三部著作《土狼》《雪盲》《新杰克》，这些作品共同奠定了科诺瓦在那一代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参与式新闻记者的声誉。
◇ 《迷踪——与美国流浪汉一起扒火车的故事》，作者/泰德·科诺瓦。
只读过科诺瓦一两部作品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吟游诗人、杂乱的亚文化。这个描述虽然不假，但却不全面。
在科诺瓦的笔下，外侨工人、漂泊无定的流浪汉和监狱看守变成了鲜活、道德模糊的人物角色，配受称赞和藐视、钦佩和同情。在没有舍弃二十世纪早期耙粪记者的献身精神和他所追随的十九世纪文学探险家的嗜好的情况下，科诺瓦将“一个社会学家在细节上的观察力与一个小说家的紧张气氛和同情心结合了起来”，《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在写到《土狼》时说。
科诺瓦于1958年生于日本冲绳县，那时他的父亲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驻扎在那里。科诺瓦在美国丹佛一个富裕的聚居区长大。中学时，他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一个刚刚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50%黑人、40%白人、10%西班牙裔）。他相信这个经历激发了他对人类学（他称之为“真人现场直播的人生观”）的热爱。“我认为一个人特有的文化不一定是标准的，”他说，“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
1980年，在阿默斯特学习了三年人类学之后，科诺瓦厌倦了大学的精英主义。科诺瓦打算扒火车去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想知道流浪汉是不是美国伟大的反叛者（“是遵循朝九晚五工作制的世界的叛徒或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或者是像洪水猛兽一样涌入美国各个城市的无家可归者当中的步兵，或者两者皆有。大学说他们不会支持不法活动，但科诺瓦在学习时间以外完成了他的实地考察工作，只带着一张应急用的旅行支票，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 扒火车的泰德·科诺瓦。
科诺瓦回到阿默斯特写他的毕业论文。当教授看到他在旅途中所做的笔记时，他的论文才获批立题。他还为一本学生杂志单独写了一篇自传文章，引起了数位电视节目制作人的注意，这为他热爱这个题材提供了支持。科诺瓦回绝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的新闻报道工作，决定把他的探险经历写成一本书。
《迷踪》是1984年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的特约撰稿人奇普·布朗指出，这种美国特有的题材——开拓、不安分、西方神话——会是科诺瓦未来许多作品的标志。“货运列车有其伟大之处，它们铸造了一位传奇宗师。它们用长长的汽笛声和神奇的名字总结了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物，因为它们所运载的不只是美国的钢铁和小麦，而是这个国家的西行之路及其远大梦想的某种榜样。”布朗写道。
以最优异的成绩从阿默斯特毕业之后，科诺瓦在剑桥大学获得了一个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这让科诺瓦回到老路子，延伸他在撰写《迷踪》时所获得的洞察力。写《土狼》的时候，科诺瓦四次穿越美国——墨西哥边界，与外侨工人一道游历加州、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佛罗里达州。他采摘柠檬和橘子，在与他萍水相逢的许多非法移民的故乡——阿瓦卡特兰村庄和克雷塔罗州住过一段时间。
◇ 《土狼——美国非法移民的秘密世界之旅》，作者/泰德·科诺瓦。
一些评论家再次意识到科诺瓦所写的是比移民问题更重要的东西。“科诺瓦的作品真正出彩的地方是，他知道自己不是在讨论犯罪或惨案，而是在叙述那些使美国成为一个不断重铸自己的国家的人类探险活动，”T.D. 奥尔曼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写道。
回到纽约后，当一个朋友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这样介绍科诺瓦：“泰德·科诺瓦，一个风餐露宿谋生的作家”时，科诺瓦被激怒了。朋友的言辞之精确使他恼怒。“在三十岁的年纪，我心神不安地感到被如此轻易地贴标签了。我开始想，是否可以用我的参与观察法写不太偏远、贫困地区的人。”
其成果就是他1991年写成的书《雪盲》。科诺瓦在此书中表现了他所描述的“快乐主义民族志”，从一个当地出租车司机和《阿斯本时报》记者的角度观察阿斯本的名人文化。和他以前的书一样，《雪盲》是对作者和他所记录的现象之间关系的沉思——阿斯本已经成了“理想的名人研究室”。
◇ 《土狼——美国非法移民的秘密世界之旅》，作者/泰德·科诺瓦。
一些评论家为科诺瓦放弃了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题材而感到失望。理查德·艾德在《洛杉矶时报》当中提到，他感觉科诺瓦的“才华完胜题材”，其他评论家则认为这是一种延续。“他的题材是阿斯本，是闪闪发光的滑雪胜地以及科罗拉多落基山脉上的名人游客。不过，其基本主题却与他早期作品中所探讨的相似：美国梦的承诺与背叛。”角谷写道。
九十年代初期，科诺瓦请求纽约州警局允准他全程跟踪一名看守的训练活动，为《纽约客》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监狱的服刑人员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当正式请求遭拒后，科诺瓦找了一份看守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绕过卧底报道的道德和法律雷区。他并没有在求职申请当中提供虚假信息，但未提及他的三部作品。“我当看守的时候，我想成为不折不扣的看守。”他说，靠看守的薪水过日子，抛开写作任务。
幸运的是，新闻记者和看守有个共同点——随身携带笔记本，以便简单记下他们的观察报告。从1997年3月到1998年1月，科诺瓦每晚从纽约州新新监狱回来，都会将许多页单倍行距的笔记打印出来（总共接近500页），详细描述当日的见闻。一方面是新闻学，一方面是心理治疗。因为他试图倾吐自己所见的、并且每天都在参与的那些可怕的事，宣泄一下。
◇ 《新杰克——纽约州新新监狱看守记》，作者/泰德·科诺瓦。
2000年出版的《新杰克》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并入围普利策奖评选。2003年，科诺瓦撰写的一部关于道路的书籍荣获古根海姆奖。2004年2月，科诺瓦获赠一项艺术生活津贴。
谷雨：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新闻主义记者（New Journalists）”吗？
泰德·科诺瓦：虽然我不反对有人这样叫我，但我不用这个词来定位自己。沃尔夫的散文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其明确地表达并验证了许多方法——浸透报道、重视细节、重视身份等——我已经把这些方法付诸实践了。我在沃尔夫这样的作家试用小说作家的工具时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实在是万幸。
其次，我指望读者能够感同身受。把他们带到一个也能为我的人物角色着想的地方，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就像在我的第二部书里，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与我，即叙述者产生共鸣。
谷雨：如果不叫“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那你把你的新闻学体裁叫什么？
泰德·科诺瓦：我写的是“非虚构叙事（Nonfiction Narrative）”。我喜欢这个词，因为它没有“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那么做作，它强调我的作品是以讲故事为主的。
谷雨：哪些题材会吸引你？
泰德·科诺瓦：我想主要是那些社会意义重大的、很少被报道的题材，尤其是那些可以让我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故事当中去的题材。我没准儿会发现一种情况或群体，有时是边缘的或陌生的亚文化，我发现这着实吸引人。通过介入那个世界，我力求给读者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获得的见解和细节。我比较喜欢容易被忽视的小故事。我宁愿不跟总统记者团竞争。我喜欢从容不迫、有点逆反心态。
谷雨：为什么选择亚文化群？
泰德·科诺瓦：我在大学学的是人类学。这个学科在其魅力和成果方面与新闻学相吻合。如果你是一位新闻记者，有充裕时间，又愿意不辞辛苦，你就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故事。
我在《新杰克》中所讲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探索过的角度，可以从这里入手：看守是一个饱受非议的孤立的亚文化群，因其臭名昭著而很少有人写过。而看守——即担任一名狱警——原来是我能做的事。
◇ 泰德·科诺瓦为了写一本关于监狱系统的书卧底美国新新监狱当看守。
谷雨：那为什么不直接采访监狱看守呢？
泰德·科诺瓦：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只能得到片面的故事。采访的成果只有这么多，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些在记者面前感到别扭或者刻意隐瞒真相的人时。你可以通过在各地采访，久而久之得到更多。这是我得到《纽约客》这项任务时原本的计划：我会在一个狱警上班以及在家时追踪他的家庭。但纽约州警局拒绝了我进入监狱的请求。我就想，“除非你亲眼见过有人做这类工作，否则你极有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我想，在我看来就像是观光客和旅行家之间的区别。观光客的经验是肤浅的、走马观花式的。而旅行家会更深地与环境融为一体。他更多地进入到环境里面——旅行家待得更久，制定自己的计划，选择自己的目的地，并且经常是独自旅行：独行并独自参与。尽管从感情方面来讲，这是最难的，但却好像最可能催生一个好故事。
谷雨：你的许多故事是否都意味着一个角色扮演的机会，无论你写流浪汉、非法移民还是狱警？
泰德·科诺瓦：我想其中确实涉及一些角色扮演。我痴迷于这样的想法：能够戴各式各样的帽子，一个人面貌的变化取决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痴迷于整个身份问题。我的第一部作品《迷踪》，开始是大学论文，我充当一个流浪汉与流浪汉们生活了四个月。我期望实现全部愿望——数条货运专线贯穿我的家乡丹佛。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点对流浪汉变成文化英雄的想象，就是你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种浪漫角色。扒火车从一方面来看，好像是一种伟大的探险。
◇ 扒火车的人。
但是我知道还有别的东西。那是1980年，由于城市里出现了大量流落街头的人，“无家可归者”一词进入我们的词汇表。我问自己，货运车上的过往旅客是无家可归的人吗？他们是社会问题，还是更浪漫的选项——一个朝九晚五的世界中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我喜欢这种逻辑论证。所以这个项目中有两样东西。我想我的所有书籍都有这两样东西：知识探究和探险。
谷雨：你大学里为什么学习人类学？
泰德·科诺瓦：我一直对哲学感兴趣，而人类学就像是由真人现场直播的哲学。它是一门研究不同的人群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经验的学科。人类学把抽象的哲学和具体的生活经验结合了起来。
谷雨：你怎样将所学的课程与所实践的那种新闻学联系起来？
泰德·科诺瓦：一个结果是，它使我想要逃避那种严重依赖“可靠”来源的新闻学。有时我把我所做的看作是一种打游击。我试图找到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人和群体。我靠消息的新奇来保持读者对我作品的兴趣。
谷雨：这就是你很少写名人新闻的原因吧？
泰德·科诺瓦：呃，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普通人比电影明星还有意思。如果我有办法跟他们共度时光，那我相当愿意。
即便如此，我有时的确会翻阅名人专访。那些想方设法摘掉演员面具的杰出新闻记者让我感到激动。两三年前，我读过一则关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很棒的专访。一位新闻记者说服迪卡普里奥，允许他和迪卡普里奥一道去杂货店购物。我们看到莱昂挑了法国蔬菜沙拉、西红柿和洁牙剂。这位新闻记者亲眼看着他挑选，这看起来简直是原汁原味的。
谷雨：《雪盲》是关于阿斯本的名人文化的。如果你鄙弃名人新闻学，那为什么要写这方面的书呢？
泰德·科诺瓦：“鄙弃”这个词太激烈了。《雪盲》的起因基本上是这样的：八十年代末，我还住在科罗拉多的时候，去纽约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大卫·雷姆尼克（现任《纽约客》编辑）也在场。他对一位来宾介绍我说“泰德·科诺瓦，一个风餐露宿谋生的朋友”。 在三十岁的年纪，我心神不安地感到被如此轻易地贴标签了。我开始想，是否可以用我的参与观察法写不太偏远、贫困地区的人。
◇ 科罗拉多滑雪的人。
谷雨：答案是什么？
泰德·科诺瓦：呃，《雪盲》就是答案，我想在阿斯本（我儿时就知道的一个小镇）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来观察财富和名人效应。是的，我认为行得通。但更大的问题是，面对不太熟悉的那种人，它是否和参与观察式的新闻学一样有意思。我对那个问题的答案不太确定。如今，我对《雪盲》的有些部分感到有点尴尬。毕竟，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有什么比伊凡娜·特朗普、唐·约翰逊或席娜·伊斯顿更陈旧的？
相比之下，《迷踪》比较有趣，因为它的对象消失了。今天不再有流浪汉搭乘货运车了。这是文化缺失的一部分，是人们所关注的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谷雨：你怎样从你的兴趣和爱好衍生出特定的故事？
泰德·科诺瓦：这有时并不容易。我或许要寻找陷入冲突当中的人，或寻找某个已经（或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故事是从一个埋设的线索展开的。比如，我锁定一个患艾滋病的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女儿，但没有别的近亲，在寻找一个可以在她死前收养她女儿的人。站在一个父母的角度，你还能想象有什么比那更残酷的吗？只是在寻找的过程中跟着她，越过路上的所有小山包，就是这个故事的“线索”。
谷雨：你需要一则好故事具备哪些基本要素？
泰德·科诺瓦：和一则小说所要具备的相同：人物角色、冲突，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并且，你若真有福气的话，你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但生活却常常不是那样。
谷雨：你寻找故事时，世界上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格外感兴趣的？
泰德·科诺瓦：我特别偏爱拉丁文学。我讲西班牙语，感觉跟那些讲西班牙语的人很有缘。但我哪儿都去，越陌生越好。
谷雨：你去过最陌生的地方是哪里？
泰德·科诺瓦：呃，我差点都上了月球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灾难导致“记者在太空”计划被取消之前，我是该计划中的一个半决赛选手。我想我的方法在月球上一定很有效。只剩下我和大概其他二十个人，包括汤姆·布罗考和沃尔特·克朗凯特。
谷雨：你怎样报道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的故事？
泰德·科诺瓦：最近的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是给《纽约客》报道一个有关卡车司机在非洲穿过所谓的“艾滋公路”时去过的。我得到这个任务时，我问杂志社是否会为斯瓦希里语——非洲交易语言的教科书付费。他们说可以，然后我去一位坦桑尼亚外交官那里每周上两节课，因为纽约没有教这门语言的学校。我说得不怎么流利，但至少知道和我交谈的人大概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的地方，通常会有人用英语给我解释。
谷雨：你会不会把可能要写的故事的主题整理出来？
泰德·科诺瓦：会的，我有许多文件。当我开始构思下一个项目时，我就仔细地查阅这些文件。最近，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抽屉。里面尽是死胡同和没拿出手的想法。我没能鼓起勇气把它们扔掉，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我的库存品。这些文件对我来说很宝贵，即使它们已经被舍弃了。它们就像在学校表现不好的孩子一样。他的父母会把他赶出家门吗？当然不会！
谷雨：当你采用参与式观察法的时候，怎样与你的报道保持同步？
泰德·科诺瓦：呃，很大程度上要靠耐心。“全然不知地”对这个方法至关重要。
谷雨：对什么全然不知？
泰德·科诺瓦：形形色色的事：流浪汉会对你说什么、土狼长什么样、感觉好像受到囚犯的威胁……这些都是我起初所期待，甚至希望体验的。然而，我知道我必须等，一直等……这些事可能根本没发生。所有的等待都让人十分焦虑。
谷雨：你怎样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泰德·科诺瓦：我试图跟着感觉走。我进行一堆采访，然后消化一段时间再想：“哪个是最有意思的？我所了解到的哪些是新事？”
谷雨：这个思维过程如何对你的报道产生影响？
泰德·科诺瓦：我已经完成了更多项目，已经能够更好地同时进行这两件事，即参与和观察。我可以完全置身于这种体验当中，偶尔回头问问：“现在，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哪些情节可以写进我的故事中去？”
我在监狱中的工作全凭耐心和克制。来到纽约州新新监狱的每一名新看守在头几个月都是“流动工”，也就是说监狱哪个部门需要，就被分配到哪里。这为我提供了一幅很好的监狱全景图，但相对我需要讲的那种故事来说，对特殊囚犯、警官或工作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我必须坚守在原地，这就如我所说的，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 纽约州新新监狱。
谷雨：你在纽约州新新监狱待了多久？
泰德·科诺瓦：我在里面待了十个月。尽量待一年是一种流行。比如，《省城的一年》。那个行得通，听起来不错。它可是一部书，不是一篇文章。
谷雨：你报道《土狼》用了多长时间？
泰德·科诺瓦：八九个月。我还是需要某些元素来填充书的架构。我想在不同的季节和它们待在一起，我想在墨西哥和美国都能和它们在一起，我想游历美国不同的地区，我想不止一次跨越边界。我想深入了解几个不同的非法群体。
谷雨：你多数的研究是在报道之前、期间还是之后做的？
泰德·科诺瓦：我在报道之前做大量的研究，尽管并不打算详尽无遗。我不想去研究太多细节，但搞清楚基本问题很重要。
谷雨：太多研究会带来什么危害？
泰德·科诺瓦：我担心如果做太多研究，我会踩着别的一些作家的脚印走，或者搞成“拿来主义”，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不是吸收普遍认可的见解。
谷雨：你在哪里学习如何做这类报道的？
泰德·科诺瓦：我从没学过新闻学。我上高中时，曾在丹佛附近的不少郊区周刊工作过，还为一份名为《人民之声》的双语达拉斯社区报纸工作过。大学期间，我获得了《美国社会学杂志》编辑的实习机会，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工作。在华盛顿这个令人陶醉的世界，我能跟参议员或国防部长说上话，这真是太开心了。有那样一阵热潮。
谷雨：你曾否考虑过继续那种事业，为某个周报写政治新闻？
泰德·科诺瓦：呃，没有真正考虑过。你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越是重要，你能与之交谈的人就越重要。这个事实从来都让我不痛快。我不想仅仅加入“显要俱乐部”，你认识了里面的人，就得到了一切。对我来说，那里面没有多少肉。我的事业目标不是在华盛顿拥有很高的地位。
谷雨：当你来到一座新的城镇时，有没有遵循什么日常的报道程序？
泰德·科诺瓦：我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场所。所以，当我来到一座新的城镇，我试着像劳伦斯·达雷尔在他的散文《场所精神》中所建议的，像一根针一样安静。
回味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你所闻到的、你所感受到的。我努力记住这些。
谷雨：你怎么形容你身为记者的角色？
泰德·科诺瓦：我是个有趣的聆听者，不喜欢与人争论。我相当自我表露，以便人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那儿。我经常试着把自己置身于一名学生的位置。有时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你能帮我吗？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
我力求融入他们，无论是与流浪汉、墨西哥移民还是监狱看守在一起。我希望他们用彼此交谈的方式与我交谈。
谷雨：你怎么做的？
泰德·科诺瓦：我调整自己的词汇和身体语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演技。然而，更深层面上讲，我始终是我自己。如果你冒充别人，会立刻被人识破。
谷雨：你会将自己和这个项目的所有情况毫无保留地对你的研究对象讲吗？
泰德·科诺瓦：有一种自我揭露，会妨碍信息搜集。比如，我在与一位偏激的反对堕胎者或种族主义者交谈，我不会告诉他，为什么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了解他的观点要比教他了解我的观点更重要。
谷雨：报道《迷踪》和《土狼》时，你向你的研究对象完全说明了你所进行的活动。而《新杰克》的报道却完全是秘密行动。你对自己的揭露程度如何影响你所做的报道种类？
泰德·科诺瓦：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新杰克》是我第一个需要保密的项目。可能有六个人知道我实际在做什么，我希望我再也不必干那事了。如果你不能告诉朋友们你在做什么，并且你的经历就像我一样让人痛苦不堪、心烦意乱，其结果是你会失去一些朋友。如果你怕爱人心烦，而不将自己整天所经历的那些恐怖的事告诉她，那你就没有让她参与你的生活。我开始明白卧底警察和缉毒队员为什么那么容易崩溃了。过着双重生活，不是一种健康状态。
谷雨：为什么不把你的秘密行动告诉少数几个密友呢？
泰德·科诺瓦：我确实跟大概三个人透露过。但世界这么小，纽约州新新监狱距离曼哈顿也就二十英里。我怕被发现，不敢冒这个险，天知道你一不留神会撞上谁。我的幸福以及我的工作，都危如累卵。
谷雨：秘密报道面临的道德困境是什么？
泰德·科诺瓦：呃，几乎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都存在一个道德困境，不是吗？把别人的故事变成你自己的，用你的话来描述他们，用他们可能并不同意的方式描述他们。
谷雨：的确如此。但新闻报道整体上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是否在性质或程度上与秘密参与式新闻报道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有所不同？
泰德·科诺瓦：在性质和程度上都不同。当“卧底”在我看来似乎只在极端情况下才合乎情理，就像我在《新杰克》中的情况一样。这个题材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我已经在更直接的途径上被阻拦下来。要得到这个故事，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 《新杰克——纽约州新新监狱看守记》，作者/泰德·科诺瓦。
谷雨：好！不过一旦你被逼无奈，去当卧底，怎么办呢？你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又是什么？
泰德·科诺瓦：我非常注意那些并不知道我们在写他们的人的隐私。我用积极的方式使用化名。在《新杰克》中，一开篇我就列出了那些名字。
我发现有一些性质的资讯，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写进我的书里。比如，跟我要好的一位官员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场足球赛，并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通常，这是新闻记者求之不得的。在他家里可不比在书上看到他强吗？他怎样和妻子交流？他会不会把工作上的问题带回家？他是否容易对孩子发脾气？这是一座金矿啊！但我找个借口不去。
谷雨：为什么不去？
泰德·科诺瓦：因为我相信一个规则：不要辜负人对你的信任。在工作中报道他是不一样的。但当某个人邀请你到他家里，就是一种亲密状态。那对我来说好像很神圣。我知道，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得知自己竟无意中邀请了一名间谍来到自己家里，我定会火冒三丈。
谷雨：你有没有为尊重他的隐私做这个决定而后悔过？
泰德·科诺瓦：没有。有时我的确想，“如果我去了，这本书会不会更精彩？”在《纽约时报》书评中为本书注评的人似乎就这样想。“他所看守的人以及和他一起看守的官员有哪些故事？”该评论家问道。但我认为我不能为了写这本书，就心安理得地在背地里了解人们的私生活。我会感觉很糟糕。
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那不会让这本书变得更精彩。那种报道会让叙述者的角色发生变化，我认为叙述者会不仅仅是一名目击者，而且是一个间谍。
谷雨：作为一名参与式观察者，你“入乡随俗”的程度有没有受到限制？
泰德·科诺瓦：哦，那当然。“入乡随俗”意味着忘记观察者的身份，摒弃所有的看法。如果在纽约州新新监狱工作八个月后，如果我热心地参与到和其他警官一起殴打囚犯的事件当中，你就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平衡。
说到底，如果你真正“入乡随俗”，你就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你和你在当地找的老婆待在萨摩亚，你不回家，不再寄信回家。我总是戏弄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分隔线，问：“与这个角色共鸣的真我成分有多少呢？”我喜欢开玩笑说监狱工作使我成为一个“自律的人”。阻止我一去不复返并丢弃观察者身份的是，我知道并期待最终会回家。
谷雨：你所写的情境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内在危险。你会不会故意把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以便触摸到一部作品的情感？
泰德·科诺瓦：我不介意某种程度的风险。我甚至为风险所吸引。它也是有作用的：我所经历的危险通常会对书的叙述有帮助，因此能帮助吸引读者来读我的故事。
比如，诱使读者来读有关巴黎、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区的故事似乎很容易。但是我想，要写一部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有关非法移民的书会很难，要写一部有关监狱的畅销书很难——他们压根不想去那里而已。将我自己置于危险当中，是我吸引读者的一种方式。
谷雨：好！一旦你已经有了主题，也做了一些研究，你更喜欢怎样靠近你的交谈对象，直接靠近还是通过中间人？
泰德·科诺瓦：如果我在另一个国家工作，一个自我介绍就很管用。《纽约客》《纽约时报》这样的机构在国外都不太有知名度。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整个活动在国外有时没什么名气。有些社会群体当中压根不存在这种角色。
谷雨：你有没有任何采访的固定程序？
泰德·科诺瓦：我喜欢当面采访，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进行电话或电子邮件采访。对我来说，亲眼看见一个人，看见他如何对环境做出反应，又如何对我做出反应，这很重要。
比如，我最近在秘鲁采访了一位拥有一家大型木材厂的经理。这个工厂是镇上的支柱产业，而这个人是南美一个著名的木材业家族的接班人。我在四面筑有高墙的工厂院子里、一张单板桃花心木——他说从不在那儿加工的一种木头——的对面采访了他。我看到他把脚翘在华美的桌子上，我看到他的秘书怎样对待他，我感觉到他有点不自在。我不只是在寻找事实，我是在寻找一个人物角色。所以，在他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与他共度的时间越多越好。
谷雨：你会提前为采访准备好问题吗？
泰德·科诺瓦：我确实会提前把问题写出来。但那更像是一个安全保障：我经常会完全转变话题，根本就问不到事先准备好的问题。
我发现，机智的采访对象会非常留意你什么时候记笔记，什么时候不记。我认为，试图隐藏笔记或问题，反而适得其反。所幸我的字迹很潦草。
谷雨：你会不会在受访者的请求下提前发送问题？
泰德·科诺瓦：几乎从来不会。我在采访中更看重随意性。
谷雨：在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喜欢或特别讨厌的？
泰德·科诺瓦：唯一一种糟糕的采访环境就是失去自然属性的环境：会议室、简陋的办公室。我在为《纽约时报》写一篇关于马马杜·迪亚洛的母亲的报道，必须在位于华盛顿她的公关代理的会议室里进行我们的第一次采访。那太恐怖了！她的公关代理一直守在我们身边。
谷雨：你这么多报道都是偷偷摸摸或者忙碌的时候进行的，你怎样设法记下所说的内容和所发生的事？
泰德·科诺瓦：拿《新杰克》来说，我每个晚上回家就写下六至八页详尽的、单倍行距的笔记，甚至不记下太多细节！我也整天做笔记。
谷雨：你用什么做笔记？
泰德·科诺瓦：我给参与性项目的标配是一个三英寸乘以五英寸的小螺旋笔记本，装进我的衬衣口袋或工装裤口袋正合适。这种笔记本不引人注目，并且方便随手取用。在我为《新杰克》写报道时，大概记完了这么十几个笔记本。所幸在监狱里，也要求警官携带这种笔记本，记录犯人的信息。我也一样，然后我会为了项目的需要增加一些补充描述。然后，等我回到家里，我会详述简要的记录、誊抄引述等。
谷雨：你记笔记有没有让你的对象感到不安？
泰德·科诺瓦：当然会。记笔记会令人生畏，尤其对那些不习惯写字的人来说。流浪汉和墨西哥移民会把记笔记与执法机关、社工、律师或掌控他们行为的权势之人联系起来。在那些情况下，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做分内的事——报道、记笔记——反倒使需要接近的人疏远了。所以，我慢慢地过渡到笔记上，并尽量用不太吓人的方式做笔记。
报道《迷踪》时，我还不太懂这个。我把笔记本当做日记。结果动不动就说：“那个笑话很不错！再说一遍，我把它记下来。”
最难记的笔记是对话以及我后来再现情景时不可或缺的细节。不方便把笔记本掏出来的时候，我很擅长把五六句对话存在心里，直到有机会写下来。
谷雨：听起来你主要是靠笔记啊。你有没有对采访录过音？
泰德·科诺瓦：如果我正在采访一个擅长把复杂的思想贯通起来的高人，我就会录音。
谷雨：你会编辑自己的录音吗？
泰德·科诺瓦：我凡事都自己动手，我从没有研究助理。我聘用过一名打字员，把《迷踪》的草稿重打一遍。她却把错误带进了我的原稿，我就没让她继续打了。我在写作上是个控制狂，我总觉得这样对作品有好处。
谷雨：你怎样使那些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的人——流浪汉、非法移民——能够如此坦率地与你交谈？
泰德·科诺瓦：我花大量的时间与他们共处，跟他们讲我自己的故事，仔细聆听他们对我说的话。这些要素结合起来，通常能让人们敞开心扉来交谈。你必须真正地关心他们。你必须把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不仅是在政治问题上，还在他们的个人问题上。自我揭露至关重要。我会告诉他们：“我想我的孩子们。你们想孩子吗？”说真的，在纽约州新新监狱里的话，我或许会说：“我真讨厌那个警长，你不讨厌吗？”
一开始，我可能是那个打开话题的唠叨人。但到最后，大部分都是他们在讲。畅所欲言的欲望仿佛是人的普遍共性。
谷雨：在采访中，你会产生怎样的敌对情绪？如果采访对象的信念是错误的，你会在多大程度上质疑他们？
泰德·科诺瓦：这要看情况。比如，我曾经反驳过一个叫BB的脾气非常火爆的流浪汉，他在监狱里蹲过很长时间。跟大多数白人流浪汉一样，他拼命地将自己和那些扒火车的墨西哥人区别开来。他对我说，墨西哥人死在沙漠的时候，他们吃过的辣椒的热量会长久地留在体内，以至于秃鹰都不碰他们的尸体。我笑了，告诉他这很荒谬；他就恐吓我，要跟我打架。
我力求对形势敏感。有些人，你会说服、挑战得卓有成效。一些人习惯在争论中妥协；另一些人，像BB这样的，则感觉受到了严重的挑衅。
谷雨：你会为你的采访制定基本法则吗？我只是无法想象一个流浪汉对你说：“好吧。我们可以谈谈，但仅供参考。”
泰德·科诺瓦：我在华盛顿报道新闻时会遵照规则。但当我面对那些视新闻实务常规如无物的人时，我则会面临一系列道德问题，是需要我根据情况来解决的。我们之前谈过的保护他们隐私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个。
在正式的采访中，我尽量避免谈判，并将那些提供给我“仅供参考”或“不愿透露身份”的消息尽量减到最少。
谷雨：你在作品中屡次提到你的某些身份。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属于中上阶层或来自科罗拉多州，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披露这些事实对你的作品来说很重要？
泰德·科诺瓦：我觉得在采用第一人称的非虚构作品中，确立叙述者的身份和其他所有人的角色很重要。我试图在适当的时候让读者知道谈话的人到底是谁。当需要阐明一个特殊情况时，我会提供一些个人信息。
就像电影制作人的电影一样，新闻记者的出现有时也会带来不同；我想要证实读者了解我的出现可能会带来的那种反响。
谷雨：哪种情况下需要这种自我揭露？
泰德·科诺瓦：比如，在《土狼》中，为了准确地渲染一家墨西哥乡村酒吧的社交关系，读者需要知道我是一个金发的大学毕业生，和十个穷困的、将要冒着一切风险，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墨西哥农民一起站在那里。我的出现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在边界被墨西哥司法检查抓住时，改变了所发生的事，很可能改变了我前面那些人彼此的谈话。
在《新杰克》中，读者需要知道我不是一个大块头肌肉男，因为真实的出现给监狱中的看守互动带来了不同。
在《迷踪》中，当我试图传递主宰流浪汉生活的那种混乱感、偶然的恐惧和漂泊，我必须让读者充分了解我相对安稳的生活，好让他们理解我和流浪汉之间的关联。比如，当我以一个流浪汉的身份回到我的家乡丹佛时，让读者知道我过去作为一个安稳、中上阶层的家庭之一员在丹佛的经历十分重要。
谷雨：你怎么知道项目的采访和报道阶段已经结束，你可以开始写作了？
泰德·科诺瓦：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或者我自己甘心放弃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但愿那时我也能看到书籍或文章的雏形。
谷雨：我们来谈谈写作吧。对你来说，报道是否比写作容易些，还是相反？
泰德·科诺瓦：对我来说，两者在时间和概念上各不相同。我在进行研究和报道时，几乎只是做笔记。真正的写作还在其后。
这两个部分我都热爱，虽然热爱的原因大相径庭。我热爱真正把我的见识体现在纸上的离群索居的、理智的、内省的阶段。我热爱旅行、探险以及收集这些信息时的兴奋感。我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杠铃的两端。
谷雨：你有一个写作的固定程序吗？
泰德·科诺瓦：我在一夜好觉之后，理想的一天就开始了。我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花很多时间躺在床上，想想那天要写什么。在我起床之前，我的很多想法都成形了。在我没有想好这一天怎么过的时候就坐在电脑前面，简直就是谋杀我。在没有预先计划好要写的东西的时候就坐在一个空白屏幕前面让人感到如此惊恐，这是一种真正的恐怖。我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像躲避瘟疫一样。
从床上坐起、想好要写的东西之后，我开始吃早饭。我喜欢独自吃早饭，也喜欢一个人看报纸。有时我会出去溜达一圈。我或许查收一下邮件，让大脑预热起来，然后开始写作。
谷雨：你在床上想好的提纲有多具体呢？
泰德·科诺瓦：与其说是提纲，不如说是我在那天的写作中想要提到的主题的列表。通常是一份场景、创作思想和角色列表。我偶尔会在特别重要的项目旁边画一个箭头或打一个星号。但其分量已经在我头脑中产生了。
谷雨：所以你的提纲更像是一份检查清单？
泰德·科诺瓦：是的，是整体组装所需的一份具体零件清单。
谷雨：你跟我讲过你的笔记，无论是在小书上手记的，还是后来打出来的好多张单倍行距的笔记，比方说。都是在纽约州新新监狱中的经历转变而来的。这些笔记有多浩繁，你在写作时怎样运用它们？
泰德·科诺瓦：比如说《新杰克》，我打出大约500页单倍行距的笔记。我用两三周的时间把这些笔记再读一遍，用荧光笔做注解，标出我想写进书里的部分。接着，我抛开笔记，试着想象书的篇章架构。笔记是直接的经历，现在该对它进行加工了，要给它一个架构。我必须决定要怎样处理我的经历。
在《新杰克》中，我知道我要用一章来介绍我在惩教所培训的经历，而且应该开篇就写。我也知道我需要用一章来写新年的景象和囚犯在牢房区纵火的事件，这要作为故事的结尾。我知道在书写到过半的地方，要插入我头部遭到重击、被吐唾沫那天的经历。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讨厌所有的囚犯。那在我的故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一旦我确定了几个点，就能断定其他所有的内容该写在哪里。
谷雨：你是否一直这样有条理？
泰德·科诺瓦：不是的。我还是个写作新手的时候，只有当我已经开始写了，架构才清晰起来。有时没有计划就开始写了，很随性；有时已经写了好多了，才有了清晰的架构。但那种方法效率不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却走进了死胡同。
谷雨：一旦列出了提纲或清单，你就开始按照线性流程写正文了吗？
泰德·科诺瓦：没有。我试着对那份清单做一点扩充。我打开电脑上的单独文件夹：“第1章笔记”“第2章笔记”……然后，当我改编这些笔记时，我生成后续的文件：“第2章笔记1.1节”“第2章笔记1.2节”等。稍后，我会修订这些章节。我用差不多的方式仔细检查每章笔记的修订版。
谷雨：你所有的工作都在电脑上做吗？
泰德·科诺瓦：不总是这样。如果有些东西真的很有难度，我可能会先手写出来。再说，所有信息都还存在电脑里的时候，我就不太会记录。我经常把信息打印出来，这的确帮助我有了硬拷贝。
谷雨：那么，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的书桌是怎样的？
泰德·科诺瓦：比方说，我开始写第2章那天，我面前就摆着最新修订的“第2章笔记”。我的左手边放着我已经标注好的原版五百页单倍行距的笔记。右手边放着我预计会引用或参考的书籍。然后，我真正开始在电脑上写作。
谷雨：你通常会把草稿翻几遍？
泰德·科诺瓦：随便翻五到十遍。
谷雨：你写得快不快？
泰德·科诺瓦：我写个人经历会比东拉西扯地写历史或政治快些。也比提出论点时要写得快些。
谷雨：你写作时是一气呵成，还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停下来开始仔细阅读、编辑你的作品？
泰德·科诺瓦：我力求按先后次序写。以前，我每天早上开始写作时会把我已经写好的部分从头读一遍，现在不读了，因为我对自己的表达更自信了，或者对自己的进度更有把握了，或者……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些时候就是不能回头看；我必须把目光聚焦在面前的。这样，我就更可能一口气写到一节结束，然后才允许自己读已经写好的稿子。
谷雨：一旦开始写作，你怎样安排一天中其余的时间？
泰德·科诺瓦：我很少会在书桌前工作两三个小时以上，而没有出去走走、跑跑、做做家务活动活动。多产的日子，我可能实际上投入三段两小时的时间在写作。
谷雨：你怎样结束写作的一天？
泰德·科诺瓦：每天结束的时候，我用大写字母在原稿的结尾处打出一则简要说明，总结一下自己第二天早上想要写的。我总是担心我的思路会突然消失，虽然几乎从来没有过。我想我有点迷信。
谷雨：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场所，是你可以待在里面写作的？
泰德·科诺瓦：我不需要待在书桌旁边的。实际上，由于账单、电话这样的干扰太多，书桌有时是最糟糕的写作地点。
我发现，在看得到风景的房间写作，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曾经在邻居车库的楼上写《土狼》，那是效率最高的时候。我的书桌面对着一堵没有窗子的墙，这的确是你想要的：没有干扰。
谷雨：一天中有什么时间是你特别想写作的吗？
泰德·科诺瓦：我一般上午晚些时候开始写，通常傍晚就感觉累了。我很少在晚上写。除非赶时间，不得已，否则清晨我不写作。
谷雨：你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你能否想象，比方说，从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角度，用第三人称写？
泰德·科诺瓦：我正在以第三人称写一部小说。我已经以第三人称写过许多文章，或者只有极少部分使用第一人称，因为我觉得我的出现并不会给那些作品增色多少。
但用第一人称，我能把故事讲得最好。因为我的人物角色常常是“目击者”。如果不用第一人称，就会让我感觉像是一个左撇子被逼着用右手一样。我很高兴，日报都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因为在那种语境中，我通常不想了解作者的情况；我只想要人家尽量以最不突兀、最客观的方式提供资讯。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偶尔也会出现合宜的第一人称代词。在那些情况下，我更愿意看到“我”，而不愿其提及“这位记者”或“访问者”，这给人感觉不自然、假惺惺的。
谷雨：有没有想过你的文字发出的声音？
泰德·科诺瓦：想过很多。当我的草稿经过适度润色后，我大声地把其中的章节读给自己、或妻子和朋友听。糟糕的作品通常会在语言表达过程中自我暴露。尤其是第一人称写作，我认为你内心不诚实的时候，个人声音，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大声读出来，揭露出来。有时听着挺痛苦的。
谷雨：你相信你所实践的那种参与观察式新闻报道会通往事实吗？
泰德·科诺瓦：就新闻报道而论，我是个非常直截了当、巨细靡遗的人。有些事要么发生过，要么没有。我对我的读者有个承诺，读者据此可以期待我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我会兑现这个承诺。
我认为重新创作的对话是“创造性非虚构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 Writing)”最大、最顽固的一个问题。我书里所有的内容都是真的，然而很难一字不差地把对话记录下来。这是一片很大的灰色地带。除此之外，新闻报道的惯例其实还要求清楚而明白地对对话进行渲染——编辑。本质上“真正的”“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意味着难度更大了。
它是一个形而上的真理还是持久的真理呢？我希望我的作品有深度。我希望人们感到他们从中获得了一些“持久”的东西。但它是不是大写T的“真理”呢？我不太肯定。
◇ 泰德·科诺瓦发表演说。
谷雨：你认为长篇非虚构写作是美国特有的一种形式吗？
泰德·科诺瓦：许多英国作家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貌似这种形式在这里最有生命力。这很可能是几个因素造成的。出版这种形式的出版商比较多。这里有很多的呼声：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的人发现写作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距离那些选购我们作品的娱乐业的引擎比较近，因此为我们提供了继续写作的资金来源。
谷雨：你认为谁是你的同行，对你有重要影响？
泰德·科诺瓦：说到同行嘛，乔恩·克拉考尔、塞巴斯汀·荣格、斯科特·安德森、艾德里安·勒布朗、马克·索曼和尼古拉斯·达维多夫就是几个同时代的。特雷西·基德尔曾是我的榜样和同行，乔治·奥威尔大概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他的小说——我也是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和杰克·伦敦做了大量的鼓吹性新闻，琼·迪丹、汤姆·沃尔夫、彼得·马西森、布鲁斯·查特文、J.M.科兹……我觉得我看过的小说比非虚构作品要多。
谷雨：为什么？
泰德·科诺瓦：很可能是因为小说作家比较会讲故事。他们通常比非虚构作家更注意文风和语言。
谷雨：你对长篇非虚构写作的未来抱有希望吗？
泰德·科诺瓦：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新新闻学浪潮——从前的《绅士》的材料已拥有了一份伟大的遗产，无论该遗产现在采取的是旅游写作还是回忆录的形式。它以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了。比如，我只读过汤玛斯·德巴吉的回忆录，写的是他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进展。多棒的想法啊！
长篇非虚构写作似乎写在书籍或《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元气比较旺盛。《迷踪》削减了篇幅，与不那么宏大、较短篇的作品争锋，实在让人感到悲哀。男性杂志只要短篇作品，让人感到悲哀……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当中写这种形式文章的人是濒危物种。我认为没有什么智力困境。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的智力正在以各种有意思的方式成长。
你最喜欢哪一部非虚构作品？你认为，一部受欢迎的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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